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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宋涛教授90大寿系列文章 第一次见到宋涛老师是在经济系７７级的迎新会上，那时高考刚恢复、人大刚复校、整个国家刚从十年动乱中苏醒过来，我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正常学习进程的青年，满怀着学习热情跨进大学的校园，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宋老的教诲。首先，宋老师要求我们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准确地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正确的研究方法。同时他还提出，作为一个经济系的学生，要学习、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动态，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成分；他要求我们学好外语，各主要语种都要有人学，要全面了解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他还要求我们学好数学，探索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宋老师的这些观点在今天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在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１９７８年春则是一种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声音。 留校工作二十年来一直同宋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这期间他已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虽年高德昭，教研室的同事都是他的不同辈分的学生，但他一直以普通党员、普通教师自居，全心全意的支持教研室和支部的工作。他的朴实平易的为人风范、勤奋勉力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堪称为人师者的典范。近两年来，院领导安排我作宋老师所带的博士生的副导师，因此与宋老师接触较过去为多，这之中宋老的为学与作人的风范，使我受益良多、感触良多。首先是宋老师的良好师德，他对学生极其负责，博士生的每个培养环节都过细地安排、时时挂念于心。其次，是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学术的不懈追求，至今他仍然坚持每周六天工作制，每星期六的科研楼里阒无人迹，只有宋老师办公室的灯亮着，任何时候到宋老师办公室都会看到满桌满床翻开的书报资料。他的眼睛不好，但坚持一字一句地阅读、批改博士生的论文，认真地为他们上专业课。还有，宋老师忧国忧民的共产党员的胸襟和情怀，也使我非常感动，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虽有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腐败现象、贫富分化等矛盾问题，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宋老师对这些忧心忡忡，时时流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作为一个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党员，他的鲜明的立场和耿直的风骨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值此宋老九秩华诞之时，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正是： 老骥伏枥自奋蹄，忧国反腐声色疾。为学作人树典范，健康长寿百年期！
我和宋涛同志相识于１９４８年，屈指算来已经５６年了。那时宋涛同志在正定担任华北大学的区队长，我是学员。人民大学成立后，宋涛同志任经济学系主任，我是学生。后来，宋涛同志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我是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长期的交往中，我对宋涛同志的处事、治学、修身、为人都是有较多的了解。 宋涛同志青年时期就追求真理、投身革命，而且一生忠诚马列，忧国忧民。上世纪３０年代，我们国家和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宋涛同志满怀爱国热情和对真理的渴望，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建设的蓬勃发展时期，还是在遇到挫折的困难时期，宋涛同志始终如一保持着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改革开放后，他更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切地关注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关心着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面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贪污腐败问题，他经常忧心忡忡，甚至夜不能寐。 与宋涛同志相处的几十年里，他不唯上、不媚俗、不追风的处世和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宋涛同志真正做到了陈云同志所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实事求是态度。在理论研究中，对来自上面的理论观点，他能够做到头脑清醒、科学辨别。对于正确的观点，他坚定支持。而对于他有质疑或认为有问题的观点，则不随波逐流。不追风，是宋涛同志多年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过去在“左”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宋涛同志不追逐政治风向的变化，对任何理论观点和社会经济实践都能够进行科学分析，保持独立的认识和见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立、科学的治学态度，给他在历次“左”的政治运动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例如，１９５８年他就“人民公社”、“大跃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直陈时弊；１９５９年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他针对人大一些教师用政策性口号，如“两条腿走路”、“全国一盘棋”等作为教科书章节标题的做法，提出质疑，并建议用规范性的经济学范畴来代替。这些事情在极左运动中受到批判。历史是公正的，宋涛同志这些思想和意见，事实证明都是正确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更为他本人能经受得住政治风暴的侵袭而感到欣慰。 作为３０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宋涛同志一直保持着不爱财、不谋私、不恋官的优秀革命作风。他在生活上不爱财，两袖清风，安于清贫。他甚至将自己分内应得的报酬都贡献给单位和社会。文革前，他任光明日报经济学副刊的主编，他让秘书将他作为主编的报酬和其他稿费全部攒起来，捐献给系里；还有，１９５５年宋涛同志将当时学校实行超额劳动报酬的７００元的超额工资交了党费。依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可惜的是，攒在系里的这笔钱后来并没有被用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而是在“文革”时期被分掉了。当然，宋涛同志和我们这些当时被审查的人是没有份的。令人不解的是：“造反派”还把宋涛同志这种捐献行为诬之为“伪君子”。前些年，宋涛同志又将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积攒的十几万元稿费，捐作“宋涛奖学基金”，而他自己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 宋涛同志不谋私、不恋官，执著教书育人。５０年代，教育部曾多次让宋涛同志“出山”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他没有接受，而是选择了继续扎根人大，积极为人大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对外经贸大学和暨南大学先后成立之初，教育部拟调宋涛同志去担任校长职务，他没有去；教育部请他去担任司长职务，他也没有去。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宋涛同志对于他在人民大学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教师职业的选择是坚定和执著的。 从华北大学到人民大学，宋涛同志一直是“双肩挑”，身兼教师和领导职务。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各种情况下，宋涛同志都在爱护人才、体恤下情。他识才爱才。从１９５０年起，在他担任经济系主任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期间，严格教学并且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宋涛同志和经济系的另一位老同志徐禾配合，从当时的本科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读研究生。又从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留教师，充实和壮大了经济学专业的科研和教学队伍。我与胡钧、方生、庄次彭、陈秋梅、陈俊欧、宁玉山等十几人，是人大１９５２年毕业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在宋老师的鞭策与教导下，刻苦学习，后来成为经济系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宋老师还提倡教师中应出“梅兰芳”。但是，宋涛同志这些教学和人才培养做法，在“文革”期间却都成了批判他的口实，说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招降纳叛”。他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他是人民大学第一个被贴大字报受冲击的领导干部。但“文革”结束，他恢复工作后，对批判冲击他的教师无怨懑之情，反而重视团结，胸怀坦荡。宋涛同志在日常待人接物中，做到了对上不卑不亢，对下体恤照顾。他对一些服务人员如炊事员、司机等十分体贴。在“左”的运动中，他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同志，在反右运动中，他保护了好几位教师，减少了经济系的“右派”分子。 宋涛同志年轻的时候，由于担任的各种职务，工作繁忙，因此只能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备课。现在年龄大了，他却更加勤苦治学、老而弥坚。直到现在，宋涛同志依然不顾自己九十高龄，每天坚持去办公室读书、看报、写文章，甚至节假日都不休息。我和宋涛同志一起参加过１８次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他是领导小组召集人，每次会议他都要提交论文。会议期间，他是大会、小会，每会必到，从不迟到早退，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 最后，我再说两件小事，我认为它们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涛同志的特点。其一，宋涛同志每次参加校内外的会议无论大会小会，或参加社会、学术活动，都是准时或提前几分钟到达，从来没有迟到过。这与现在一些同志开会松散、怠慢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宋涛同志这种勤学敬业的态度，是很值得后辈学习的。其二，宋涛同志长期担任学校和经济系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们从没有以职务称呼过他。学生称呼他“宋老师”，教职员称呼他“宋涛同志”。宋涛同志的这个习惯深深的影响了我，我接他的班，任系主任时，也不让人以职务称呼我。学生称呼“老师”，同事间称呼“同志”，彼此平等，这样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氛围。这种以“同志”相称而不以职务相称的做法，完全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要求党内互称同志的规定。可惜现实中并未贯彻执行。 （０３级博士 刘斌采访整理） 今年宋涛老师九十周岁了。本着中国传统习俗“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去年大家就想给他老人家祝寿，但是被他坚辞拒绝了。今年春节，我陪同宋老师去给袁宝华老校长拜年时，我向宝华老校长提到：宋老师今年应该过九十大寿了。宝华老校长说：应该是去年九十大寿。问我们是否给宋老师祝过寿？我回答说：宋老师不允许我们搞。宝华老校长严肃地说，那一定要补上，今年一定要给宋老师祝寿，并表示他一定要参加。回来后，我把宝华老校长的这个提议转告给了校领导和杨瑞龙院长。 我虽然没有机会成为宋老师教授过的学生，但是我与宋老师的关系却十分亲密，自认为也是可以列入门墙的。从 1982 年初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系读研究生，开始与宋老师熟悉并在他的不断教诲下成长，到现在已经近 23 年了。我留校工作后，长期住在红二楼，与宋老师的办公室在一起，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宋老师，与宋老师几乎无话不谈，一段时间宋老师有什么事都找我，我几乎成了他的编外秘书了。这些年来，宋老师对我十分关心，使我深受教益。我曾多次对好朋友们讲，这些年我很幸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两位老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爱护，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校长袁宝华同志，一位就是我们的“祖师爷”宋老师。 孜孜不倦的理论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阵地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宋老师不断进行着深刻的思考，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记得在 1987 年前后不少人热衷于苏联的变化时，他就不断地提醒人们要保持头脑清醒，严肃地指出当时苏联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他仍然密切关注着我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记得我们每一次去看望宝华同志，两位老人总要就这方面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时宋老师会高声评论，十分动情。记得在一次经济学院团拜会上，宋老师讲他对青年教师最大的期望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要认真阅读《资本论》。宋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十分熟悉，他在与我们的谈话中，总是不时的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并且告诉你这段论述源于何处。他每天阅读许多书籍、刊物和报纸，每当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比较深入、质量比较高的文章时，就大加赞赏；每当看到一些完全照搬西方解读中国经济实际和改革实践的文章时，就感到忧心忡忡。曾多次告诫我们，人民大学的学术刊物一定要把握住学术方向。 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甘愿把自己的肩膀作为学生的梯子 “祖师爷”这个称谓虽然是很传统、很封建的称号，但是我们大家都愿意这样称呼宋老师，记得 1989 年 6 月初的一天，宋老师一大早就来找我，让我赶快去找他的学生们，要他们绝对不要参加游行，不要外出，在学校里安心学习。我马上去转告他的学生们，事后才深深地体会到宋老师的那种关爱学生的深情。对待学生，宋老师总是有求必应，许多学生总是愿意找宋老师帮忙。记得有一年新生报到，他家乡一所中学的学生考上了我们学校，他拿着该中学校长写给宋老师的信来找他，该中学校长在信中介绍了这位学生困难的家境，请宋老师给学校讲一讲适当照顾一下。宋老师十分认真听了这个学生的情况介绍，并把我找去，一再叮嘱我要我替他把这件事情办好，后来学校免除了这个学生部分学费负担。类似这样的事情，经我帮办的就不止一次。作为老师，答疑解惑、培养学生是一种天职，但是宋老师把这种天职发挥到了极致，有一段时间，宋老师的白内障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视力，不得不住进同仁医院进行手术，手术后，医生一再告诫他三个月之内绝对不能工作，最好不要看书写作。但是他一出院，马上就开始阅读和修改博士论文，那时他书桌上摆着一摞博士论文。同仁医院一位医生让我转告宋老师，如果不停止工作，将严重影响手术效果。我跑去转告他时，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心里着急。可以说，就是因为他没有遵照医嘱，他白内障手术的恢复效果并不理想。 艰苦奋斗的典范，简朴作风背后透露出一腔报国热情 从宋老师身上丝毫看不出华贵与傲慢的气息，他总是那样谦和随便，特别是他那几十年如一日的穿着打扮，总是令许多衣冠楚楚的晚生后辈感到一丝惭愧和汗颜。宋老师是艰苦奋斗的典范，多少年来，他总是一袭中山装，一双有许多裂痕的皮鞋，我们几乎没有见过他有什么更好的衣服，出国是这样，国内开会也是这样。 2002 年，他参加江泽民同志召开的座谈会，仍然是这一身打扮。会前我去看他，对宋老师开玩笑说：您应该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穿上。宋老师说，这就是他最好的衣服。宋老师生活从不讲究，但是他却把他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设立了“宋涛奖学金”，用于奖励经济学院优秀的教师和学生。这样的事情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对于生活并不宽裕的宋老师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这里面饱含的深情和期望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宋老师组织我们申请了不少科研资金，组织编写了不少教科书，但是他从来不从项目经费中报销一分钱，从来不提出要什么主编费，有时候我们大家为此都感到十分为难，那些本应该属于他的劳动报酬，你也很难让他接受。记得一次宋老师组织我们编写《干部经济读本》，出版社专门开了主编费，宋老师坚决不要，要我们大家分了，我们十分为难，怎么想办法他都不接受，每每想起这些，我们仍很感动。 有一个夏天，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的同志去看望他，他的办公室热的无法承受，这位同志后来给宋老师送了一台他们单位淘汰下来的空调，宋老师坚决不接受，我们大家怎么劝说都不行。宋老师坚持说：我不能占国家的便宜。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向我们提到要特别关心学校里的贫困学生，要让他们安心读书，不要让家庭的困难难倒。 真切的教诲，深情的回忆 尊敬的导师宋涛教授今年９０高龄，仍勤奋耕耘在教坛上。回忆起在他身边攻读博士学位的往事，先生对我的真切教诲，至今仍记忆犹新，令我永远铭记在心。先生教导的内容很多，回忆起来，主要是做正人，做成事，做学问。 先生要我做正人 宋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在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见所闻，深切地体会到，先生之所以“望重”，主要在于他的“德高”，品德高尚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上较“左”的年代，竭尽所能，积极保护自己的同志不受无辜伤害。１９５７年就曾经积极抵制“反右”扩大化，在整个反右期间，他所领导的人民大学经济学系，除极个别同志的“问题”已被上级组织掌握而无法保护外，没有人被打成“右派”或“右倾”。他甚至运用手中的一点权力来保护其他单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在“反右”期间受到冲击失去了工作岗位，宋涛先生利用当时担任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条件，冒着政治风险，邀请他到人民大学经济系担任教研室主任，并给他安排办公室，担任授课任务，而且还协助他把他的讲稿油印汇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些讲稿已经正式出版。在生活上宋涛教授更是以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著称。作为３０年代的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著名学者，我跟他读博士期间，他的办公室是人民大学红二楼二楼的一间筒子房。楼中的过道是如此的暗，即使是在白天、也要开着楼道灯，因楼上的住户在两旁堆放了很多杂物，出入办公室必须小心翼翼的趟着往前走。宋涛先生是在这样的条件中工作和学习的。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一件深颜色的中山装都穿到了变成白颜色的程度仍然是照常穿着，而把几十年来的稿费近１０万元人民币悉数的捐献出来建立了奖励基金。这些稿费绝大多数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稿费，那时的稿费非常低，一千字几元钱是正常的，１０万元钱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宋涛先生政治上、生活上品德高尚，自然的要求他的学生做正人。他谦虚谨慎，不说自己怎么样，而要求我们向他过去曾与之有交往、并且熟悉的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要我们做品德高尚的人。用他常说的话说，要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人、做正人。 先生要我做成事 宋涛教授过去曾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现年事虽高，但过去工作中的那种扎实、严谨、雷厉风行的作风，依然是清晰可辩。因此，他看不惯社会上流行的浮华作风，以及一些人习惯于空谈、讲大话、不干实事的行为。对于社会现象，作为个人无能为力，但能够要求自己的学生扎扎实实的把工作做好。在我做博士生期间他经常地教导我，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做学生一定要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我博士毕业以后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一再叮嘱我工作要认真负责，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始有终，做成事，完成好任务，显示出才能来。 先生要我做学问 是满怀抗日的热情把当年已经走在上大学路上的宋涛先生改向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之后不久，他就去了延安，并从事教育工作。先生曾经对我谈过往事，当时是白天行军、打仗，遇有间隙才停下来上课，晚上学生休息了他要刻钢板、写讲义，油印出来第二天发给学员。当时是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教育工作的精神变换成了能够坐下来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做学问，首先是他自己言传身教，我做博士生的第二年是学习专业课，宋涛先生给我亲授《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济经典著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在那间没有空调且非常闷热的办公室中授课，也不允许有任何马虎。他督促我多读书，要我多发表文章，即使是在我毕业之后，只要见到我都会反复叮嘱，要联系实际认真写好文章，多发表文章，把学问做好。心中的丰碑 在我刚走进政治经济学殿堂的时候，我就和我同龄的经济学界的同行们一样，仰慕一位大师，一位经济学泰斗，一位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个人，就是宋涛教授。我的梦想和追求，就是有一天能成为他弟子。 记得是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１日开学典礼那天，我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我的梦想成为现实。当我看到主席台上坐着一位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老教授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导师。远远看来，他是那么的高大，又是那么的慈祥可亲。记得有一天，当宋老师快步如飞、一步两个台阶登上研一楼七层７２１房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要欢呼起来，为有我们这样神采奕奕、爱生如子的老师，感到无比的快乐和自豪。 宋老师一生追随马列，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教导着我们每一个学子。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每星期一次的资本论课程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宋老师坚信马列，但从不唯书，不从本本出发，而是教导我们要时刻尊重实践、要时刻服从真理。宋老师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他从不唯上，不管是谁，只要其言行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不符合真理，都会遭到他的批评和反对。无私才能无畏，这种坚持实践、坚持真理、坚持马列的勇气和风格，使我们作学生的无不为之折服。 宋老师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思维却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敏锐。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当人们把西方产权理论捧为金科玉律加以神化，并照搬用之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照抄照搬别的国家的理论和政策都是不对的，都应该加以反对。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在继续证明，宋老师的这一观点具有理论上的非凡的洞察力，它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宋老师一生简朴，从不舍得花钱，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家中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却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慷慨倾囊。曾记得，在他设立宋涛奖学金的时候，儿子下岗、女儿得病，他的家庭、他的子女是多么需要他的帮助、他的资助啊！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全部的储蓄、全部可支配的财产无偿地拿了出来，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胸怀，无不使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灵发生极大的震憾。 宋老师关爱自己的学生超过了关爱他自己，也超过了关爱他的家人。每每当学生有不懈不惑或有难言之苦时，总会得到他热情的关怀；每每当学生有一些微小的成就和收获，也都会得到他由衷的鼓励。回顾我的成长过程，回顾我的学术生涯，回顾我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凝聚着宋老师的心血和汗水，都饱含着宋老师的舔犊之情。在我们的心中，宋老师的学识是那么的渊博，又是那么的谦逊；宋老师治学是那么的严谨，又是那么的包容；宋老师对学生是那么的严厉，又是那么的慈祥。他是我的导师、我的恩师，是永远矗立在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言传身教 师恩难忘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李玲娥 我有幸成为宋涛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与先生结下了永恒的师生缘。宋涛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奠基人，他主编了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１９９７年我怀着对先生崇敬的心情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在跟随先生的四年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我进行了直接的指导，而且在工作、学习等方面给予我很多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用他的言行极大地影响了我，其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这些是不足以用普通的师生之情或感激之情来表达概括的。 在我师从宋涛先生学习期间，他已８０多岁高龄，但他从不放松对学生的教导，仍然以严格、细致、耐心的态度指导我们，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宋涛先生一直坚持亲自给他带的博士研究生上一年的专业课。在我上学期间，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一次专业课，每次３小时，他详细地询问我们阅读他所指定的专业书目的情况，并组织我们进行讨论，这奠定了我们深厚的专业基础。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宋涛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提纲的拟定到论文的写作，他都进行严格的审阅，我的论文经过几次修改，最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完成了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宋涛先生在我的学习、工作等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无论在我做他的博士研究生期间，还是毕业以后，先生总是从精神上鼓励我努力学习和钻研，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先生也一直支持我，让我不要放弃。先生始终勉励我要持之以恒，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国家多做贡献。在我博士毕业以后，他推荐我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为南开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逄锦聚教授。博士后期间，我在学业、科研能力等方面都进一步得到提高，现在已顺利出站。我现在是山西财经大学的一名教授，我近年来能够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一些成绩，是与宋涛先生的培养和教导分不开的。 作为宋涛先生的学生，先生的言行对我的一生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他的学术著作思想严谨、观点鲜明，充满真知灼见；他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为人坦荡；他对待教育事业、对待同志热情似火，对待学生既严格、负责，又如父亲一般慈祥；他一生生活简朴、清贫，他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孜孜不倦，而对物质生活却从无太高的奢望。 坚持真理 襟怀坦荡 宋老师今年虽然９０岁高龄，但依然精力充沛，每天伏案工作长达１０小时以上，几十年从未间断过，即使青年人也很难做到，这令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仰。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宝贵的，对一位老人来说尤其珍贵，所以宋老师总是尽可能的节约时间，而把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工作和教学上，领导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撰，宋老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特别关心，他一直强调学习要联系实际，论文要解决实际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宋老师就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但《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具有指导意义。 文革期间，宋老师受到造反派不止一次的批斗，身心均遭受巨大迫害，夫人和儿女也受到牵连，但宋老师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和观点，认为坚持真理最重要，事情如果违背客观实际，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错的，是不会长久的。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竭力保护，使他们在文革期间免受造反派的打击。襟怀坦荡，即使对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也加以原谅，认为他们是因为年轻缺乏社会经验犯了错误，给予他们改正的机会。 （２００４级博士 蔡庆悦） 他常常让我感动 接到编辑的约稿通知，让我写一篇对我的导师宋涛老师印象的千字短文时，我很是兴奋，我觉得有好多的话要说。但当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准备敲击键盘时，又不免踌躇起来：是写他的幽默风趣、豁达开朗，还是写他的严谨克己、忧国忧民；是写他的勤奋和执着，还是写他的真诚和无私？一时间我真不知如何用短短千言来描述这位令人起敬的老人！因为他是那样地丰富和生动，那样地令人感动。 我常常感动于他对学生的爱护有加。宋老师对于我不仅是一位授业的严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爷爷。每次到他的办公室，我都能感受到他亲人般的呵护和关心。天热时，他总要问问我：″你热不热？我把空调给你调低点。″天凉时，他又不忘叮嘱我声：″别冻着！″这种细致入微的关心有时还固执得可爱。记得深秋的一个星期一，我一大早就从家出发去上他的课。虽然那天天有点凉，可经过一路奔波身上热乎乎的。到了办公室我马上就开始脱外衣。宋老师见状马上制止说，别脱，这屋子冷。尽管我说不冷，但他还是坚持让我穿着外衣上课，还幽默地说：″要是把你冻着了，小熊（我爱人）该怪罪我这个老头子了！″他常对我们说，我对你们比对我自己的孩子都用心。这是真实的。 当然，作为老师，他对我们的用心更多的是表现在学业上的督导。每次见面，他总要教导我们要好好努力。告诫我们做学问要联系实际，要言之有据。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一直身体力行的为学和教学准则。每次给我们上专业课时，他都会启发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思考。他援引的每个数据都会给我们讲明出处。他曾郑重地对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讲的每一句都是有据可寻的，要是误导了你们教不好你们那就是犯罪。他就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来教学生的。所以，已９０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天学习工作８小时，每星期只休息一天（这仅是指在办公室的时间）！他把指导我们学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跟我们在一起时，他基本上不谈自己的家事。师母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有时想去探望一下。但每次都会遭到他坚决的拒绝。理由是不能耽误我们的学习时间。不久前的一次课上，他接了个电话，是师母从校医院打来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前一天夜里因为师母心脏不舒服他几乎一夜未睡。因为当天的课他才没能亲自陪师母去检查。想想刚才的课上，他像往常一样的精神抖擞、声音爽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倦怠和不安。我的心里不由得涌起股热流。 (2003 级博士 胡菊芹 ) 我第一次见宋老是２００１年的２月，我慕名想考宋老的博士生，我当时怀着忐忑的心情，心想我根本就不认识宋老，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况且宋老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紧紧的，他会拿出时间来接待我吗？预约的时间到了，我有些紧张地敲开了宋老办公室的门，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起身迎接我，嘘寒问暖，顿时打消了我的紧张，当宋老要亲自给我倒茶时，我赶紧说：“宋老师，怎么能让您给我倒茶呢？”没想到宋老说：“大老远的来了，你就是我的客人，当然我要给你倒茶了，等你成了我的博士生，我就不给你倒茶了。”清新而淡雅的茶香弥漫了这位慈爱的老人满是书籍的办公室。宋老鼓励我说，年轻人要不畏艰辛，努力钻研，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好他们的接班人。临走时，宋老亲自送我出门。 ２００２年９月我梦想成真，做了宋老的博士生。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犹如醍醐灌顶。他告诫我们说：２１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比他们那个时代要复杂得多，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具有敏锐的眼光去辨别是非，不要随风倒，要有主见和远见。敏锐的眼光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有扎实和广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理论到实践中去检验，只有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才是真理。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为了真理的坚持杀头都不怕。宋老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么告诫我们。这种学者的敏锐和坚定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在心里检讨着自己，更多地明白了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做事。 做宋老师的博士生已经有两年多了，有太多感人故事讲也讲不完。当我听他的谆谆教诲时，我知道这是一位睿智的老人，当他忧国忧民时，我知道这是一位有着深深社会责任感的老人；当我知道他自己的稿费捐了出去，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时，我知道这是一位大公无私的老人；当下雪天、下雨天，我叮嘱他慢走一些，他却更加地健步如飞，并开玩笑说你们年轻人没经过急行军的训练时，我知道这是一位有着坚强意志的老人；当师母生病住院，我们想去医院看一看，他却说不能耽误你们的学习，坚决不能去时，我知道这是一位严格要求自己的老人；当我想给他打一壶开水，他却执意要自己打时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了。 （２００２级博士 杨雅如） 今生有幸追随宋老 记得第一次拜见导师时，心情特别紧张，做了好多次的思想斗争才鼓起勇气去拜见。结果一见面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爽朗的笑声，待人的热情，幽默风趣的话语，睿智的思维，立刻就消除了你心中的敬畏感和拘束感，同时会让你感受到一种鼓舞人的力量，并从中体会到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胸怀。 导师对时间的珍惜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七点多钟到办公室，午休的时间也比别人短，晚上五点半才离开办公室，周六还要坚持工作。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同时他又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导师办公桌上的小表总是快五分钟。他热切的关注国家的发展建设，看书报重点的地方做笔记，还就一些问题经常发表文章，笔耕不辍。 虽然九十岁，可是他仍然坚持给每届博士生开课，为国家建设继续培养人才。在教学中他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改进教学方式，每次上课时他总是鼓励同学们之间以讨论的形式来进行，以促进大家勤于思考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总会给我们讲，现在是２１世纪，是人才的世纪是竞争的世纪，祖国未来的建设还要靠你们，你们肩上的担子将越来越重，一定要努力呀，你们一定要比我强。 ( ２００２级博士 王海燕 ) 作为导师，宋先生始终坚持人才的培养要注重德才兼备，教师的天职是培养学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教育，就是要教书育人，做学问和做人是分不开得的。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知识宽厚，视野才能开阔，这样才不会“跟风跑”。同时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讲空话和空有理论，做出的论文要能够解决问题，不能搞花拳绣腿，要务实、创新，要超过老一代，不超过我就不是我的学生。我讲的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反对，我不怕反对……做人，要讲究″德″字，品德不好，还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学生做到，老师必须首先做到。 对于自己培养的已经毕业的博士，宋先生继续跟踪了解其在工作中的表现。因为他要知道学生学到的内容在工作中是否能得到实际应用，他要根据反馈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要了解学生在工作中的德与行，学生要学以致用，教学就要联系实际，学生不合格，自己就不让他出师。 １９９４年，宋先生把多年来积攒的十万元稿酬全部捐献出来，设立″宋涛经济学奖励基金″，用以奖励、资助那些优秀的学生和优秀青年教师在学术界脱颖而出。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他一生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在自己努力攀登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的同时，仍不忘给后人多开辟出一些道路和阶梯。如今已经九十高龄，依然一顶五十年代产的列宁帽、一件六十年代的中山装奔走于办公室与家庭之间，因为他胸中装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业，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想的是为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强国而继续奉献光和热。 （２００３级博士 陈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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