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见高鸿业先生

2000级经济学专业 洪福海

    有学者曾言，学习之最好门径，莫过于与大师为伍。转眼我已进入大学的尾声，如果说一定要稍作停留，对自己3年多的学习作一番检视的话。我感到，得益最多的还是来自于先生们的指教。我所最感难忘的，是当我们还懵懂时谒见高鸿业先生的那个上午。
    当我和同学李雪从355路车上下来时，立刻被眼前的碧绿的不见尽头的菜地吓了一跳--高老师竟住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好不容易按响了高老师家的门铃，给我们开门的高老师驼着的背和走起路来迅疾的步伐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进门时，出于习惯和礼貌，我就要拖鞋。高老师说";不用脱了。"我以为高老师只是客气，继续脱。高老师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温和的重复："不用脱了。"在被他拉住的刹那，我吃了一惊，心里暗想：好大的力气。
    无疑的，高老师身上停驻了太多岁月与风尘的痕迹，然而在我觉得，就像一棵老树，虽然盘根错节，却如此的倔强并且有力。
    后来我拿着采访的初稿去给高老师看。80岁的高老师看我的稿子竟不用戴眼镜，我的心中充满了神奇。更让我惊讶的是高老师对文中的措辞甚至于标点也和我作仔细的讨论和推敲。当时对高老师的一丝不苟我甚至有些不解。直到一年以后我留在院刊《经济风》从事编辑工作时，我才深深的感到，任何的马虎在报纸被印刷出来之后都将是无可挽回的，即便只是一个没有被校对出来的错字。而在学习中，当我打算懈怠、打算囫囵吞枣时，想起高老师，我只有惭愧。至今，那份稿子我还保留着，几乎每一页都布满了高老师密密麻麻的修改。
    后来我陆续读到了一些关于高老师的文字。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高老师回国几年以后文革就开始了。在那样的年代，不难想见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可能的遭遇；而在环境有所改善时，却不觉老之将至。不仅如此，高老师在计划经济时期因提倡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性而承受压力，现在又因强调其意识形态性而?";主流经济学家们"视为保守。有人形容苏东坡"一辈子的不合时宜"，我感佩高老师同样的赤子之心。在那篇采访稿中，我用的题目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而高老师却一遍遍的重复："我只是个教书匠。"
想来那次采访也许是我唯一的一次与高老师面对面长时间交谈的机会。然而当高老师谈到凯恩斯，问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只有摇头。请原谅，那是2000年的10月，我们大一开学才刚刚两周。
    然而当我现在知道凯恩斯了，也知道《通论》了，却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经济学院，接近大师的机会常常留给大一的学生。我直到后来稍微长大了一些，才渐渐明白学院的用心。也许对于当时入学不久的我们，和大师的交谈并不能学到多少具体的经济学知识，但就是通过这样的机会，大师们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把旷世的风范吹到小辈们的心中。
    每次当我尝试的读起高老师在70几岁高龄翻译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眼前浮现的仍然是高老师微驼着背而步伐迅疾的身影。惭愧的是，《通论》我至今没有能够通读下去。
    后来在逸夫会议中心，一次学院的论坛上，我又看到了微驼着背、步伐迅疾的高老师。在那热闹的场合，我突然被一种寂静的温暖所包围。